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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
  • 来源: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.D.候选人
  • 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/ 阅读 183
  • 2019-02-26 09:28:07

【量化历史研究系列】


“时间开始成为金钱,雇主的金钱”
——E·J·汤普森

(《时间,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》)



“整天工作工作,连一点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。老板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时间才是时间,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……”大城市那些“雄姿英发”的青年,几杯酒下肚后,总要吐出几句类似的抱怨。当然,其间还要伴随着对老一辈的“不通情面”的不解,似乎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不懂把握时间、懒得无可救药。每一代人也都竭力向前辈解释,你们真的不懂我们,我们遇到的困难,你们也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。一通解释之后,双方仍免不了相互嫌弃。


生活中类似的难题俯仰皆是。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,新的时间观念开始与旧观念激烈冲突。有人追思过去的田园牧歌,有人竭力呼喊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,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看殖民地的人,总觉得“可悲、懒散而没有希望”,苛刻的资本家老板充满警惕地盯着员工用餐、睡觉和上厕所,力图从中揪出每一丝偷懒的迹象。与以上情况类似冲突,在200年也别无二致地发生过。


本文旨在简介当代经济史学者对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的研究,对象以西欧为主。在第一部分,我们将重述汤普森的分析,这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经典;第二部分中,以Voth收集的数据为基础,我们将在个体层面探讨时间观念的变化。从证人报时的精确程度,再到购置手表的比例,都折射出时人这方面观念的变动。此外,他们何时起床、何时放工,都是很有意思的细节;第三部分,基于Boerner的研究,我们将分析时钟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。最后是结语和展望。


从“任务驱动”向“时间驱动”转型


在《时间,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》一文的开端,汤普森描写了盛行于原始部落中的、“任务驱动”的计时方式,如果你向当地人问时间,你不能指望他们告诉你精确的十分秒。相比于“五点半”“十一点半”此类表达,当地人更常用的说法是“太阳出来的时间”或者“把牛赶去吃草的时间”,等等。对这一点,斯科特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,在东南亚的部落问路,外地人是问不出答案的——你不是当地人的话,怎么会知道“走上煮一锅饭的时间”是多远呢?


在现代人看来,这种计时方式简直不可理喻,对当地人来说,这样的计时方式反而非常自然。草是一定要除的,牛奶是一定要挤的,作物成熟了是必须收割的。既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这些都是必须完成的事项,以这些节点作为时间的标记,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。不仅是具体的时间点,在更宽泛的层面上,比如说日期、月份、季节等,类似的习俗也广泛存在。汤普森还注意到,在此类社会中,常常不存在“工作”与“生活”间的二分。


当需要协作的工场出现以后,“任务驱动”的计时方式开始显露弊端。分工合作,意味着个体之间要协调工作的进度。一方的延迟,可能造成整体进度的延迟。缺乏精确的时计,意味着雇主难以向劳工下达精确的指示,当时的劳工也不在意工作的起始时间究竟几何。17世纪时的一首歌谣,讽刺地刻画了“毫无时间观念”的劳工的生活,“周一不过是另一个周日,哥们你懂的。周二和周一一样;周三你得去教堂祈祷,周四又是半天假日;周五开始工作已经太晚,周六不又是半天假日”。如此,嬉游终日,何过之有?

另一个“老大难”是计酬。一般来说,劳工都按记下的工时长短领工钱,但在缺乏精确计时手段时,所谓的“工时”注定只能是个模糊的数量,其中还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做折算。同样是17世纪时的一段材料,记载了“工作日”这个概念的复杂程度,对收割谷物的工人来说,如果待收割的植株相当繁茂,而又只需要切下其中一部分,则收割一亩半就算一个“工作日”;如果植株繁茂而又需要整根切断(需要的谨慎程度较轻),收费两亩半才能算一个“工作日”;如果植株比较稀疏,收割起来相对简单,那就要三亩半才能抵上一个“工作日”了。


这一点显然不能让雇主们满意。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产业主,开始尝试以时间为准绳制定规条,将工人的收入与是否准时捆绑起来。早在18世纪初,磨坊主就购置响铃,每天早上6点敲响,以督促雇员上工,上工以后,铃声每半小时响起一次,提醒雇员工作的进度。18世纪下半叶,部分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细致的规条:工人每天要在厂里待15个小时,中间有指定的1个半小时用来进餐。厂主认为,如此的安排能够让“懒惰和奸邪无所遁形,勤奋和公正受报酬劳”。

17至18世纪间,物质和思想上的二重进展,也为时间观念的转变做好了铺垫。一是制表业的崛起,二是各类鼓吹“抓紧时间”的论调的盛行。以后者为例,当时思想家普遍认为不守时——或许只是前面提到的、自然的计时方式——是贫穷的祸根。一位叫Temple的思想家甚至认为:可以将4岁及以上的贫穷家庭的孩子送进工厂,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,并接受两小时的教育。如此,他们可以逐渐习惯工厂中的生活方式,并最终以此为乐。许多学校都将“准时”与“作息规律”写入了办学宗旨当中。

至19世纪,至少在英国,以上的想法已经相当普及。哪怕是普通英国人,许多也不再习惯之前提到的、“自然”的时间观念。看到其他国家的居民施行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,英国人反而要大加嘲讽。以下这段材料,点出了当时英国人的心态,“按照欧洲的标准,中东和拉美地区的人在守时方面相当散漫。新的产业工人还在一点点地习惯规律的工时安排、固定的出勤以及一定的工作节奏。(在这些地方)交通日程的安排和物料的运输都不一定准时……”

总之,无论是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,身处工业革命国家的居民,其观念都经历了由“任务驱动”向“时间驱动”的转变。以事件标记的生活节奏逐渐被以数字标记的生活方式取代,普通人也逐渐觉得这样的安排“理所当然”。抱怨同样存在,19世纪的工人发现,雇主们戴的表总是以可疑的方式出现偏误。当工人们要上班时,这个表就会走得快一些,临近下班之时,这只表又会神秘地变慢。在汤普森引用的材料中,有一段特别有趣,有一名工人自己买了一只表。结果,雇主没收了这只表,原因在于“雇主已经告诉过他时间是几点了”。时间,亦关乎权力。

时间观念的游移:个体层面的证据


列举材料足以勾勒出事物的亮点。然而,如果想要精确了解全貌,对全面样本的量化分析必不可少,一两个人更加守时、一两个工厂主更加苛刻,未必代表社会真的在心态层面出现了转变。然而量化心态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,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生活在两、三百年以前的人是否守时呢?即使可以找到针对个体的记述,这些留下来的资料可能本身也没有代表性,更何况即使是这类记述,数量也绝不是太多。


这一问题难不倒量化历史学者。在专著《英格兰的时间与工作:1750-1830》中,Voth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运用材料的技巧。具体来说,他找到了当时英国监狱里的案件卷宗,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证人证言。这类记述的特点之一,就是包含时间。警方会反复询问证人,看到相关事实的时间究竟是几点?在证人回答以后,警察还要交叉询问,以纠正其中含混或自相矛盾之处。因此,根据这部分材料中证人回忆时间的方式及特点,就可以推断历史上时间观念的转变。


证人回答的鲜明特征之一,是回忆的精确程度的变动。在汤普森所述的“原始社会”中,如果询问当地人时间,得到的答案通常非常模糊,常常只能落到“好像是早上”“大概是傍晚前后”这个范围,如果是今天的我们询问时间,回复通常相当细致,至少也要精确到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以内,甚至会精准到分钟。19世纪初前后,英国确实经历了类似的变化。在伦敦,1760年时,证言中的时间精确程度在半小时以内的有68.8%,到183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7.7%。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英格兰北部增幅更加明显,1760至1830年间,回忆落在半小时内的比例从64.7%增加到了80.2%。


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之间,也存在清晰可辨的差异。以伦敦与英格兰北部为例,1760年时,前面提到,报时在半小时以内的比例已经接近70%。有60%多的证人会精确到15分钟,还有1%的人精确到了分钟!同一时期,北部地区没有人会报时到15分钟,不过超过60%的证人能精确到半小时,还有超过30%的个体以小时为单位汇报时间。随着北部地区工业的发展,两地间的差异也在缩小,至1830年时两地都有约80%左右的个体报时精确到半小时内。


除了证人的报时方式,另外一项指标也可疑反映时间观念的变化:持有手表的数量。一个人越重视时间,驱动他去购置手表的动力自然就越大。不过,这一指标中蕴含的干扰因素很多:一方面,技术的进步,导致手表价格的持续下降。根据Kelly和O’Grada的估计,整个18世纪期间,由于技艺的进步,手表的价格每年大致下降1.3%;另一方面,除时间外,手表可能还折射出了其他方面的思潮。比方说,表可能成为身份的象征,重要的并非走时准确。


即便存在这么多“干扰项”,这个时间段内英国的手表数量,增速也快到了让人惊呼的地步。根据Voth的估计,1750年英国的手表年产量大致是12.7万只,5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,达到26.4万只,增幅最迅猛的阶段出现在19世纪初期。年产量30年间翻了近3倍,从26.4万增加到了66.5万。这和英国工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时间段恰好相互重合,可以作为之前的观察的佐证,考虑到手表属于耐用品,十年内百万级别的产量,其中当有不少流向了实用的消费需求。


同样是利用监狱中的卷宗,Kelly和O’Grada也研究了同期手表消费的流变。略有差异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报案者。当时,由于手表体积小,价值高,窃贼十分“钟爱”这一作案对象。报案的失主需要告知丢失的手表的样式、材质、价格等信息。通过这些记录,我们可管窥当时手表的保有情况。二位作者的分析显示:18世纪初,失窃手表价格的中位数大概是4镑,当时工人每周的真实工资大致是0.9镑;18世纪末,失窃手表的中位数变成了2镑,真实工资大概是0.95镑。这一点间接说明,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,也开始普遍购置手表了。同一时期,遗嘱中提到“手表”这一项目的比例,也从不足10%上升到超过40%。


与计时设备普及相关联的,是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变化。根据前面提到的证言,Voth整理了数十年间人们起床、吃饭、收工、睡觉的时间,结果发现:1760-1830年间,人们起床的时间更加集中。原来,睡醒的时间分散于3点至9点,后来,90%的人选择5点到7点间起床。相比之下,入睡的时间分布变化并不大。至于工作时间,主要的变化之一,是周一假日的消失。近80年间,周一工作的个体的比例上升了50%。所谓的“神圣星期一”假日,随着观念革命而演变成了工作日。同时,除了上流阶层,大家用于闲暇的时间是普遍减少了。


这一趋势,也与我在时间的去向(发表于2017年6月5日《经济观察报》第36版)一文中提到的趋势相符。根据Voth的估计,1760-1830年间,无论是伦敦还是北部地区,平均的工作时间都在加长。以伦敦为例,1760年时,每年用来工作的时间大致是2300小时;到1830年,这个数字变成了3300小时。同一时间段,北部居民每年工作的时间也从2800增加到3300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英国人都实现了产业家和思想家对他们的“殷殷期望”,“从偷懒、安逸、愉悦和世俗之事的手中,夺回每一分流逝的光阴”。


钟楼与增长


如果时间观念的变化和计时设备的普及会因此延长个体的工作时间,我们理应在社会层面观察到类似的效应,如果每个人都更加努力工作,社会的经济增速应当会变得更快。这一问题初看之下也很难解答,上一节中我们提到的诸多现象,背后都有英国监狱系统的详细资料支撑。然而,研究社会层面的变化,意味着我们要到不同社会寻找能反映时间观念的材料。并不是每个国家,都留存有如此详细、且范围覆盖到近代化之前的档案。


这一点同样难不倒量化历史学者。Boerner和Severgnini观察到,西欧各国开始修筑计时设备,并不是16、17世纪才发生的事。早在13世纪擒纵装置出现以后,各地已经开始广泛修造钟楼。有了钟楼,城镇里的领主就可以通过计时的方法来监督麾下的劳力。同时,这些地方的时间观念的转变,也会比没有钟楼的地区更早。至于经济状况,尽管当时还没有可靠的GDP统计,但在近代之前,城镇中的人口数量是和当地的经济水平紧密相关的。


在直接统计二者的关系之前,还有一项可能的偏差要解决,即或许存在第三个因素,同时影响钟楼的出现与经济的增长。两位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:首先,到最早发明擒纵装置的城市的距离,会影响技术的传播,进而影响当地出现钟楼的概率;其次,当地在过去是否频繁经历日食,也会影响到对时间的兴趣和修造钟楼的可能。由于日食在政治和宗教上都有特别意义,多次遭遇日食的城镇,当地会更有兴趣修筑钟楼。这两项因素都会影响计时设备是否在当地出现,和后续的经济增长间却又不存在必要的关联。


通过这两项因素,作者得以在统计上解决了前面提到的偏误问题。结果显示,15世纪中叶前修造钟楼的城市,16至18世纪间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因此提高32%。在国家层面,钟楼扩散的程度每提高10%,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提高30%。因此,和劳工的“牢骚满腹”及雇主的“义正辞严”相伴而至的,是社会层面经济的增长。至于具体的原因,第一节中论及的二点都颇具解释力:一方面,时钟改善了监督劳力的效果;另一方面,时钟也便利了分工、协调与交易。


结语


许久之前,经济史学者已关注到了时钟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史学家LeGoff称:“时钟的应用,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”;Mokyr的说法,则是“时钟是上一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发明之一”;Landes更是直接将时钟与计算机的应用相比拟。谤誉相随,焦孟不离,也有不少学者狐疑时钟的作用。如Glennie和Thrift(这个名字写这个题目,颇有种幽默感,Thrift意为节约)就强调,早在工业革命之前,宗教等方面的动因已经参与塑造了个体的时间观。时间这一概念的含义,也远比这些学者的诠释要多面。近年来,量化史学的进步,部分验证了前一种观点:时间观念确实在改变;计时设备,确实有影响;时间,确实与后续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联系。


这一问题无疑需要进一步探索。最明显的缺点之一,就是研究多集中于西欧。在世界的其他地域,真的存在类似的观念转型吗?然而,除批评外,另一值得思考的角度,是以上发现对当代的启发意义。伴随技术的发展,时间的“计量”愈发精确,“交易”也愈发顺畅。在个体层面,开头的抱怨,之后恐怕会越发常见。如果雇主能够精确知晓雇员的时间安排,新的激励手段会相应浮现。有的或许会更加人性化,也有一些可能相当不讨人喜欢。比方说,Tippett等三位学者发现,借助通行的打卡软件,雇主得以“吞噬”雇员的劳动时间、减少发给他们的工资。现在,无需再没收员工的手表,只需在软件中点击几下,“勤奋和公正”自然就可以少受酬劳。


企业和社会层面,针对注意力的竞争更是如火如荼。如何在一个人的24小时中分到最大一杯羹,尽量将用户 “粘”在自己的产品或平台上,是许多聪明的脑袋绞尽汁水也要解决的问题。对“成瘾”的担忧、对“回声室效应”的警惕和对低价值信息的广泛传播的谴责,也是舆论中长久不息的侧面。曾经,“你的时间,非常值钱”只是一句引为笑谈的游戏广告,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再否认。我们对时间持有的观念,其中的经济维度越来越突出。此时,回顾数百年前革命中的言论、观念乃至规训方式,都具有了别样的意义。此时场景,恰如马克吐温所言:历史不会重复自己,但它会重复自己的规律(History Does Not On Repeat Itself The Oneself,But It Does Repeat Itself The Rule)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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